财政论文范例

财政论文范文1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本级、上级以及和审计部门对于乡镇财政预算和使用进行监督管理，明确提出了各级在一个预算年度之内需要至少两次向本级做预算执行的报告。但是我国乡镇当中，很多都是乡镇领导兼任的领导，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监督方式仅仅是一种形式，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乡镇财政的预算监督以及考核工作很难落实到位。

二、加强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急需要解决的就是“三农”问题，同时这也关系到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我国乡镇作为最接近农村这一区域的行政机关，具有十分重要的职能，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的重要职责。而我国乡镇开展工作的重要资源就是乡镇财政资金，如何从根本的制度上面解决当前我国乡镇财政存在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一）乡镇财政需要确定统一财政预算管理

前文具体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前缺少统一规范的乡镇财政。我们要想加强乡镇财政管理就需要将具体的财政收入支出、预算结算、会计核算、财务报账、审计监督等一系列程序纳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之中，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财务预算管理出现问题的可能。以目前笔者所在的L镇为例，当前我镇的财政的建设正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基层财政由专门的财务部门负责，有专门的财务收支决策程序，不再只受行政领导主观性意志的影响。总而言之，规范乡镇财政预算最重要的就是规范财政预算内以及预算外的资金，统筹建立完善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二）完善我国乡镇财政的预算体系

要想真正解决我国乡镇财政预算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就必须完善乡镇财政的预算体系。一般而言，乡镇财政离不开具体的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等方面，乡镇行政机关进行预算管理是为了更加明确财政资金的使用明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将预算支出的资金严格落实。；其次，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需要进一步缩短预算编制的时间，并且进一步缩短预算的编制周期，减少财政机关的自主财政行为；除此之外，还必须对乡镇财政预算进行全面系统的绩效考核和财务审计，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事中以及事后的监督和控制，防止一些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保证财政资金的高效科学使用。

（三）加强乡镇部门财务人员技能培训

针对乡镇部门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必须加强对乡镇部门财务人员的财务技能培训，通过专业培训，增强财务人员的基本工作技能，提高其依法依规进行财务管理的意识。要通过完善相关的培训制度，实现财务人员都能得到有效的培训，真正的提高乡镇财政工作人员的整体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提升我国乡镇财政管理的水平。

（四）建立乡镇财政审计监督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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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乡镇实质性监管缺乏，有时流于走形式、走程序，主要是为支出完善手续提供服务，缺乏对预算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监督。二是乡镇财政部门事中监管不到位，缺乏对预算执行的约束和管理，听之任之。三是市级财政部门监管缺乏时效性。市财政部门对乡镇预算监督主要体现在预算编制审核时的事前监督和预算执行后检查时的事后监督，对乡镇预算的安排、指标使用等情况缺乏事中监督，从而使得乡镇财政的支出行为有效约束不足。

二、原因分析

1、乡镇预算管理意识比较淡。一是部分乡镇领导认为乡镇财政预算编制是编制、执行是执行，预算执行不受年度预算约束，有预算的可以不执行，无预算的可以追加执行，没有将经人代会通过的财政预算当作具有法律效力去执行。二是单位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随意性，部分单位负责人认为，财政补助资金年初已核定，缴存财政的资金归单位所有，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对财政部门管理存在抵制情绪。

。乡镇财力比较差、收支缺口大是导致预算编制不全面、准确性不高的直接原因。。

3、年度预算执行中调整变动多。一方面由于乡镇单位预算编制不准确需要进行调整，但更主要是由于年度执行中上级下达的项目配套支出、新增支出较多，加之本级财政年度增加的项目支出，也是造成预算编制不准确的重要原因。这些支出年度编制预算时无法预料，但大多涉及民生或基础设施建设，乡镇无法回避，必须实施。

4、财政预算监管不到位。一是预算监管的机制不顺，乡镇财政预算的监管部门主要是乡镇和财政部门，而作为处于基层的和财政部门，监督的效果自然难以到位。二是乡镇监管部门缺少顶真碰硬的勇气，存在做老好人、怕得罪人的思想。

三、对策建议

1、统一思想认识，增强预算管理的责任意识。预算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首要环节，加强乡镇预算管理既是《预算法》赋予的法律要求，也是加强乡镇财政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现实要求。财政部门要加强宣传培训，不断增强乡镇领导和单位负责人的预算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变财政部门管理为单位部门的自觉行为，不断提高预算管理的执行力。

2、强化财政管理，提高预算管理的实效性。财政部门作为预算管理的牵头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强化对乡镇财政预算的监管。要强化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率。要严格预算执行，切实维护预算的严肃性，提高预算的执行力和约束力。要加强预算管理，乡镇及单位支出严格按预算办事，并做到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开支，确保支出与预算指标的一致性。要建立绩效预算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完善预算管理，改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改变过去项目资金当年下达、当年实施的办法，项目资金年度申报、论证、批复后，建议安排在下一年度组织实施，并列入下年度乡镇支出计划，以便乡镇编制年度预算统筹安排，年度执行中上级不得要求乡镇新增项目配套支出。对当年上级出台或本级安排增加支出的，也应从下一年度执行，避免年度执行中增加支出，给乡镇资金安排带来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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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以奖代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1996年实行“以奖代补”后，贵州省财政厅对年终决算时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不拖欠职工工资的县实行奖补。“以奖代补”要求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以1996年基数测算，每年要控制在3%以内，2007年调整为控制在0.8%。“以奖代补”由原来的保工资发放逐步发展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天柱县积极落实“以奖代补”，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从1998年至2007年，长达10年的时间基本不招考与录用财政供养人员。按“以奖代补”核算，2014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为11093人，属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县。

（二）稳步推进财政改革

。。坚持存量不动，增量调整，对县级公共预算收入超2011年增量集中，2013年集中10%、2014年集中15%，2015年以后集中20%。州对营业税和“二土一资”以2011年为基期年，实行基数上解。坚持增强省级统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职能，为、省重大决策的实施提供财力保障。二是完善财政激励，充分发挥财政的正面导向作用，调动全县加快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启动实施营业税改征试点。。

二、天柱县财政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近年来

天柱县财政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先天条件的制约，财政改革中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一是预算收支平衡难度大。随着全县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发展需求与财力保障的矛盾日益凸显，民生支出不断增加，刚性支出快速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收支平衡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二是国库资金调度极度困难。“保工资、保机构运转、保民生”的难度不断增大。三是性债务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到期债务偿还资金压力增大，重点项目建设配套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已成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最大的困难。四是面临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在“阳光”下安全有效运行的新课题，财政绩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五是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缓，税收收入比重较低，收入质量有待提高。

三、深化县级财政管理改革的建议

（一）建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财政转移

支付和财源建设制度。一是建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边远地区贫困县的民族转移支付补助基数。当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主要是和省级财政按民族因素法分配数加上与上划和省、消费税收入增量挂钩的分配数，2014年上划和省、消费税收入增量控制数为9000万元。二是取消上划和省级、消费税收入增量挂钩补助控制数，使边远地区贫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补助到相应的民族地区，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财源建设。三是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加大县级投入的同时，积极争取上级加大对民族地区民族民贸企业、民族产品的项目、资金、等的扶持力度，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四是坚持以“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壮大支柱财源，支持专业市场建设，培育后续财源，支持现代农业建设，做强基础财源”的新格局，打造县域财源新根基。

（二）建立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债务成本控制和偿债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地方建设性融资需求快速增长，为满足地方资本性公品的融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地方性债务。截至2014年底，天柱县及所属16个乡镇性债务余额152878.17万元，虽然比2013年底债务余额减少9595.6万元，但县级债务占财政支出比重仍较高，未来偿债压力较重，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将会影响全县财政的良性运行与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县级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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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该领域仍然存在思想观念滞后、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单一、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够等问题。。制约辽宁省文化建设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文化创新投入不完善、文化建设创新平台建设的缺失、文化创新人才支撑不足、文化建设制度创新需要加强以及机制、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而以上这些制约因素的形成，都与该领域的财政不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一）财政支持文化建设发展的总量不足尽管辽宁省财政对文化的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文化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仍显不足，作为衡量文化建设投入的两项重要指标，即文化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文化事业支出占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比重都偏低。

（二）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首先，在财政投入的用途上，工资等维持性开支所占比例较高，而用于发展文化建设的经费严重不足，因此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其次，财政支出项目结构不尽合理，导致有限的财政支出未能全部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

（三）财政投入的城乡、区域结构失衡辽宁省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无论是经费的基数，还是经费的增长速度，都存在明显差距。从城乡结构来看，省会沈阳及其它中心城市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较多，增长较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则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投资，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比较明显。

（四）公共财政在促进文化建设发展中的定位模糊地区文化建设主要由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部分组成。公共财政对这两方面发挥的作用应当有所区别，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以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依托，按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人民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而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应当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手段，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通过各种财政手段为文化市场主体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努力促进文化产品产业化。

辽宁省文化产业的公共财政体系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包括：对于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并没有发挥长效激励作用，针对文化企业的税收减免适用范围、时效有限，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驱动力；税收优惠力度偏小，难以成为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增长点；公共财政的扶持在社会实践中主要偏于实力比较强大、拥有雄厚政治资源的国有文化企业或国家控股文化企业，而对于比较弱小、相对更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文化企业扶持力度较小。在无形资产难以有形质押的情况下，相对安全的投资对象必然获得有限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金融资本的青睐，愈是资金困难的民营中小文化企业获得融资愈是困难。“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二、优化辽宁省文化建设财政的建议

（一）增加财政投入基于前文分析，辽宁省文化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文化建设支出占科教文卫事业支出比重都偏低，因此，应当逐年加大文化建设财政投入的绝对量，提高文化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省内具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文化项目，对省内未来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文化项目，对知名文化品牌和具有领军、先导作用的文化项目，对文化与科技相融合、代表文化产业发展潮流和方向的新兴创新型文化产业，对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事业应当予以重点扶持。

（三）加强文化领域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大批掌握最新科学知识和精湛专业技能的文化人才。文化建设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增强文化建设“软实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人才的培养。因此，财政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应当协调文化、教育、人事等相关部门，大力开展“文化人才工程”，鼓励各类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脱颖而出。要制定优惠资助，拓宽引进人才渠道，吸引海内外高层次文化人才来省内发展；扶助省内高等院校人文学科和文化艺术类专业，提高其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加快文化后备人才的培养；设立专项财政资金鼓励基层文化骨干人员进修培训。

（四）促进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文化建设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高端技术作为文化建设的动力和传播文化的载体，决定了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文化传播的效果，提升文化建设领域的科技研发能力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辽宁省应当运用财政手段，着力增强文化科技自主创新，促进辽宁省文化建设发展的社会支撑平台建设，加强文化领域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关，加速文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提高各文化领域的技术装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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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资助。2000年，决定在全国所有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开展国家助学贷款。2004年，建立了以风险补偿金为核心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2007年，又决定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目前，国家在普通高校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体系，同时实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国家资助体系的出发点就是促进教育公平，对潜在学生的资助可以减少其为接受高等教育所承担的私人成本，从而提高他们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扶持困难家庭的子女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的资助体系虽然帮助了许多困难学生获得平等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中国的学费仍然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家庭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仍然受到学费的制约。帮助弱势群体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需要完善的资助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而国家财政能力有限，“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决定了各项财政制定的基点与价值目标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机会公平将是很长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的的基本落脚点。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壮大，国家财政投入及资助力度持续加大。。高等教育的资源利用效率是影响学生平等享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后4%时代怎么办成了社会热点。。从投资入手，国家进行了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的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经历了从“基数加发展”到“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再到“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的变革历程。1955年至1985年，中国采取“基数加增长”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利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控制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1986年，国家开始采取“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学校经费的利用效率。但是，没能切实核算高校的实际成本，导致各高校过多地依赖在校生人数作为拨款的参考依据，只注重学生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办学质量。2002年至今，“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模式得到应用。基本支出预算是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经费；项目支出预算则是学校某些专项业务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在高等学校核算中需要按照项目进行管理，核算、专款专用[4]。拨款方式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效率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否定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并不是说要将教育资源平等分配，而是教育资源有效分配，满足高校运转需求及项目的开展，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学生享有其该享有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即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三、方向：加强投入产出率的评估，实现结果公平

教育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的最终体现在教育结果公平上，教育结果公平是教育实质性的公平，也是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5]。起点公平一直被视为教育公平的核心组成部分,过程公平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起点公平和教育公平成为中国以往制定时的主要目标导向。增加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最终目的是要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而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的最终结果需要用结果公平来考证。在中国当前主要强调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的教育公平中,教育结果公平可以作为一种客观的评价和监控的工具。同时,教育结果公平也将为中国教育公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启示[6]。结果公平应该成为今后制定高等教育财政的价值目标和导向。加强对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率的评估，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投入资金与其所创造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评价，而且也是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包括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是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财政促进教育结果公平，以产出机制拨款的财政可以激励大学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的注册学生完成学业，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

四、行动：以公平为取向，构建高等教育财政体系

（一）明确高等教育拨款的主体地位，加大投入

《国家教育与发展纲要》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本世纪末达到4％”[7]。这个本世纪末是指20世纪末，然而，直到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28％，首次实现4％的目标[8]。目前，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为4.8%左右，中低收入国家的这个均值反而更高些。从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来看，2009年，该比例首次突破7％，达到0.79％，成为历史最高值，但2010年又有所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0.8%，而该值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主要发达国家平均为1.7%。很明显，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国财政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保证更多的适龄青年公平的享有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公平，仍然需要财政拨款发挥其主导性作用。

（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是平衡和地方财政及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是最主要的促进公平的财政。由于财力和地方财力的差异，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经费数量差异明显，各地方财力不同，不同地区的地方高校的所得财政拨款也不同。这样就造成了高校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学生在享有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而高校毕业生涌向发达地区，又使欠发达地区在投入高等教育的收益降低，造成欠发达地区在财政上和人才流失上的双重风险。这种不公平问题，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高等教育财政支付转移要以公平为导向，并以法律形式给予保证。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体现公平原则，具体来看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并不断推行省级间的横向支持。增加过渡性的转移支付金额的数量，根据各地实际支付能力与全国平均生均经费标准间的差异，给予各地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须的经费补偿。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保证不同地区的学生享有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机会。

（三）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

除少数国家外，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接受高等教育都需要缴纳学费，这是个人及家庭承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的渠道。然而，学费却成为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从而影响了高等教育公平。目前，中国在普通高校建立了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体系。但是，为了惠及更多的学生，切实解决因学费而无法入学的问题，资助体系还应该不断完善。随着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各地高校学费的上涨的趋势明显，因此，要不断的提高资助的标准及比例。丰富及细化资助的项目，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项目的资助。对于申请资助的程序要给予简化，并且要透明化，保证公平、公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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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货币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财政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

。这是因为，尽管财政与货币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3.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从制定角度来看，财政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的制定时滞较短。制定和修订财政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的制定和修订由银行决定，银行具有一定的性，所以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时滞较长，财政时滞较短。货币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一般通过直接安排收支，且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4.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体系以间接为基本特点，但财政能够由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的间接性较强。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综上所述，财政和货币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的目标。

二、财政与货币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研究。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分析财政货币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只能运用金融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这说明，只要能够运用两种的工具，就可以通过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的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的经济目标。丁伯根法则对经济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